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與社會繁榮息息相關。

創新是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和未來經濟增長的內核和源動力，是國家強盛的關鍵，也是當今世界各大強國競爭最激烈的領域。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國亟須構建一個高效的創新體系與生態。

創新這個概念對不同的人意義不同。

對一個科學家來說，創新意味著進行實驗探索以找到對客觀現象的科學解釋；對一個工程師來說，創新意味著提高現有產品的性能、成品率或可靠性；對一個金融家來說，它意味著新的商機；對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創新意味著探索一條新的、帶領國家走上更加高產更加繁榮的道路。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創新過程事實上是由人推動的，而不是由機構推動的。

不過，即使是最優秀的創新者也無法閉門造車。他們多是在不同類型的機構中工作，比如企業、投資公司、大學、 政府機構等，每個機構都以其特定的方式為特定的活動提供支持。

許多國家政策措施旨在調整國家創新體系，以提高創新效率和產出。同時，體系內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和各個實體也在做出改變，無論是為了實現相同的目標，還是為了提高各自的產出，抑或是同時為了這兩個目的。

毫無疑問，每個參與者都需要很好地理解他們的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尤其是當創新體系處于危機之中時。

當創新體系已經脆弱到崩塌的邊緣時，它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夠支持和產出創新，也沒有演進出一種更合適的創新體系。

創新企業如何有效推進創新迭代過程以及國家如何構建創新生態體系？

在《創新的真相》中，作者以獨特的創新實踐者視角提出：

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和教育側”（關注創新的起點）和“自由市場側”（關注創新進入市場的過程）兩者之間，以及創新過程的“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三要素之間，需要以“雙向奔赴”的方式協同推進，企業才能高效地實現創新的市場化成功，實現創新變現，國家才能構建起新時代所需的創新體系和生態。

以下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集成電路學院院長吳漢明為《創新的真相》所作序言“揭示三要素迭代創新真相，構建全社會協同創新體系”。

一、創新過程的真相

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之一、美國政府科學研究和發展辦公室主任、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模擬計算機的開創者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二戰結束后向美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影響極其深遠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這份報告事實上定義了美國戰后國家科技政策?；谶@份報告的理念，美國的國家創新體系普遍采用一種先有科學發現然后才有技術開發的“線性單向”的科技創新模式。

但這樣的歷史敘事記錄掩蓋了真正創新過程中的混亂程度和錯綜復雜特性，沒有真正揭示出創新過程中真實發生的內在機制和底層邏輯。

而且從投資收益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也是失敗的。真實發生的創新過程是“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這三者之間進行反復迭代的過程。

“技術要素”包括使得一個創新在市場中成功實現的任何新的或現有技術。

“市場要素”是市場對創新的需求以及使用創新的客戶。

“實施要素”包括將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連接起來所需要做的一切，包括商業模式、生產過程、產品交付方法等。

這三種要素之間的迭代需要同時進行，因為任何創新都需要找到合適的技術要素，以合適的實施要素方式，去滿足合適的市場要素需求。

但這三種要素各自都存在大量的不確定因素，而且三者之間相互制約，因此三個要素之間需要進行一次又一次的不斷迭代，以逐步減少不確定因素。

只有通過不斷迭代，才能日漸改進萌芽中的創新，才能逐漸找到最終方案，才能將創新想法變成能夠在市場上真正盈利的業務。

因此，創新的真正內在機制不是單向的（從科學到技術），更不是線性的，而是創新的三種要素之間錯綜復雜地（甚至混亂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并且逐步交叉迭代，并最終收斂成具有市場化商業價值的最終創新形式的過程。

二、創新的類別及

創新過程的主要參與者

對于不同的創新其程度各不相同，可以采用一個以創新 程度進行標定的“連續譜”進行分類，“連續譜”的兩端分別定義為“漸進式創新”和“顛覆性創新”。

“顛覆性創新”是指那些或者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業務種類，或者以一種原本不可能的方式顛覆性地擴展了現有業務的重大創新。

顛覆性創新需要在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三者之間進行很多次完整的迭代才能實現。

晶體管和集成電路技術的發明以及集成電路產業的創建就是一個典型的顛覆性創新例子，這一顛覆性創新為人類文明帶來了電子信息技術革命，人類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個革命性的時代常常被“摩爾定律”范式所描述。

“漸進式創新”則是那些對已經存在的事物進行微小或漸進的改進，在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之間可能只需要很少迭代或不怎么需要迭代的創新。

這種漸進式創新的一個例子是上述“摩爾定律范式”早期幾十年的迭代創新，比如集成電路微處理器芯片從Intel 286到386的進步等，這期間微處理器芯片的市場是固定的，商業模式、供應鏈等也是基本固定的，技術的性質基本上也變化不大。

一個創新基于在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方面不確定性程度大小和創新程度大小的不同，可能處于上述“連續譜”空間兩個極端之間的任何一個位置。

比如處于“連續譜”中間位置的創新，可以稱之為“中等程度的創新”。

從創新迭代過程所需的時間來看，處于連續譜“顛覆性創新”一端的創新，它從實驗室科研成果到產品成功入市所需的時間跨度往往需要10年以上；而處于連續譜“漸進式創新”一端的創新，往往很快就能進入市場。

對人類社會來說，像集成電路“摩爾定律范式”這樣的“顛覆性創新”，其影響都是偉大的、革命性的，也是人類所追求的。

為了實現革命性的顛覆性創新，既需要科學家和發明家，也需要創新者、創業者、投資者，更需要一個完善的創新生態和國家創新體系。

純粹的發明家是指創造出新技術的人。與純粹的發明家不同，創新者在市場要素、技術要素和實施要素這三個領域之間進行迭代工作，目的是將其收斂成一個實用的有商業價值的創新。

創新者是推動創新迭代的關鍵，創新者個體需要獲得市場要素、技術要素和實施要素的技能和經驗，并且具備整合這三大要素的能力，成為一個跨學科和跨界人才，才能在三個要素之間有效推進迭代創新過程。

創新者的核心技能包括：

（1）很強的跨領域學習能力；

（2）高效的、準確的抽象能力；

（3）既能從高處鳥瞰各部分連接關系，也能從底層細節確保事情的正確無誤，同時還能在兩者之間進行快速切換的能力；

（4）在面對各種不確定性時做出高質量決策的能力。

發明家如果與市場互動起來，并整合其他技術以制造出可行的新產品，同時根據現實中的實施過程反饋信息去進一步修改發明，那么這樣的發明家也是一個創新者。

范內瓦·布什于1942年就提出過，好的工程師“不只是一位物理學家、商人或發明家，而且是能夠從上述每個領域中都獲得一些技能并能夠成功地大規模開發和應用新設備的人”。

這樣的工程師就是本書描述的創新者。創業者則是指創立和發展新企業的人，主要關注采用什么樣的商業機制來實現上述目標。

在執行迭代創新過程中，創新者必須具備上述多種技能。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和中等程度創新，對創新者在所有領域的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由于同時擁有所有能力并能夠在所有三個領域運作的通才很少，由多人組成一個團隊可以更好地執行迭代創新過程。團隊中的每個人首先需要在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之中的至少一個領域具有天賦和經驗，同時也需要對其他領域有一定的了解。

他們也需要具備相互溝通討論并共同推進迭代過程的能力。如果團隊成員之間缺乏足夠的知識重疊，無法在同一個現實框架下有效地溝通，他們將無法有效地執行成功的創新迭代。

因此需要避免由非跨學科個體組成的那種由純粹創業者、純粹發明家和純粹運營者組成的三人創業團隊。理想的早期項目應該由跨學科、跨界團隊成員組成，這些成員的過去經驗已經證明他們能夠同時理解所有三個領域并能夠共同組成一個團隊。

這同時帶來額外的團隊優勢：他們相互間可以進行批判性的辯論。即使在這樣的團隊中，仍然需要一個跨界跨學科的創新者，他不僅擁有技術背景，而且擁有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領域的經驗。

三、美國創新體系的演化

美國的創新體系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演進，從美國獨立之后的“前沿”探索階段，到1930—1950年科技的國家聚焦階段，到1950—1980年“官僚資本主義”時代的“非競爭創新”階段，再到1980—2000年“創業資本主義”崛起中的“創新吸收”階段。

但在20世紀末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由于美國風險資本已習慣了過去幾十年“摩爾定律范式”中獲得的高利潤投資回報，導致了一個又一個虛假創新泡沫的形成，包括互聯網泡沫、生物醫藥技術泡沫等。

美國創新體系因此在進入21世紀之后陷入混亂和崩塌之中。人們雖然提出并在實踐中嘗試了很多解決方案，但遺憾的是這些都是零碎的方案，無法解決創新體系中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美國許多地區為了區域經濟發展試圖激勵人們成立初創公司。但如果美國創新體系無法源源不斷地催生出新的顛覆性創新來支撐這些新公司，這種激勵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如果不認真思考未來創新者需要知道什么和能夠做什么，只是在大學里投入更多資金是不會有太大效益的。因此，如果不做出重大改變，美國的創新體系將會進一步崩塌，無法滿足社會未來發展的需求。

四、如何構建全新的、更好的國家創新體系

基于此，美國應該建設一個新時代所需的全新創新體系，并闡述了應該如何構建，這分為“研究和教育側”及“自由市場側”兩個方面。

研究和教育側關注創新的起點，主要涉及大學和政府科研經費機構。自由市場側關注創新進入市場的過程，主要涉及創新者個體、投資者、企業。

大學的研究通常會展望未來10-15年的科技，甚至更前沿的科技。但很少有企業和投資者會投資需要3年時間以上的研究項目。因此，在自由市場側與研究和教育側兩者之間留下了一個從3-10年跨度的“創新鴻溝”。

為了推動真正顛覆性的創新，必須在這個“創新鴻溝”的3-10 年時間跨度中也開展創新迭代。

在研究和教育側，政府的科研經費機構應該成為顛覆性創新早期階段的投資者，幫助創新迭代過程跨越“3-10年跨度的創新鴻溝”。

最終無論是哪家企業或機構將這些創新推向市場并獲得盈利，創新帶來的所有經濟增長貢獻都會成為國家經濟的一部分。

大學在建設全新創新體系中既擔負著研究使命也擔負著教育使命。當前，顛覆性創新研究在大多數大學中很難迭代下去，因為大學不具備創新迭代所需的真實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知識。

為了讓自己從事更多的顛覆性創新，大學需要重新評估和調整其在創新過程中的角色。大學可以在新教師的聘用標準中增加市場要素或實施要素方面的產業經驗，而非目前普遍要求的學術職業連續性。

可以在終身教職評估標準中增加將市場要素和實踐要素知識應用于研究問題所取得的進展。同時大學的教育課程也需要改進。

傳統的教育模式依賴于設計好的課堂講解、教科書、練習題及案例分析等方式，但這種模式無法培養出對創新和跨領域實踐有深刻理解的學生。

正如20世紀的貝爾實驗室所證明的，培育年輕創新者的唯一真正有效方法是在真實的創新實踐過程中由有經驗的創新者對年輕學者進行指導。

從實踐經驗中學習，從執行迭代創新過程的失敗和成功中學習，是獲得這些跨越技術要素、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領域的復雜技能的唯一途徑。

大學可以采用不同創新參與程度的創新教育或培訓項目：

面向所有學生的創新普及課堂教育，為學生提供首次迭代創新經歷的課堂項目，由企業人員指導的學生短期實際創新項目，以及適用于博士生培養,持續多年的顛覆性創新研究課題。

創新體系的建設在自由市場側也提出了宏觀要求，自由市場側需要為創新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其關鍵宏觀要素包括：

（1）個體流動性，包括職業流動性和學習交換知識的便利性；

（2）機構進行組織架構變革的容易程度；

（3）從創新活動中獲得收益的能力；

（4）法治和他人遵守法律的意愿（例如從專利技術轉讓中共享收益等）。

優秀的創新者對創新迭代過程起到至關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對于一個有技術創新想法的創新者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以與市場要素和實施要素方面的可能性進行互動，以此方式開始迭代創新過程，才有可能在“3-10 年跨度的創新鴻溝”中進行顛覆性創新。

當代社會已進入一個需要投資者以創新為重點而不是以技術為重點的時代。創新的投資者對投資組合的選擇應該基于優秀創新者的創新所能創造出來的“顛覆性”價值，而投資組合所涉及的迭代創新過程就是其最有效的投資模式和投資理念。

因此，投資取決于投資者對迭代創新過程的理解程度，優秀的創新投資者需要具備能力在任何時候都能清楚地闡述創新迭代過程，以及市場要素、技術要素和實施要素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展望未來，那些有能力深入理解迭代創新過程的投資者將會取得驚人的投資回報率。一類新的跨領域人才，科學—工程—商業—金融跨界人才，會形成一個新的高回報率投資社群。這一社群的活動將促進新的創新體系的形成。

成功的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到新的創新體系中，并為處于“3-10年跨度的創新鴻溝”中的創新過程提供關鍵知識貢獻。

成功的企業應該采用創新投資者的心態，應該謹慎地對小公司里或者大學里正在發展中的創新進行投資和培育，并找到適當的方式或者將其整合到自己的業務中，或與其合作將其推向市場。